因为《特定秘密保护法》使日本面临着再次发动战争的危险,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暨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落下帷幕

日本政府不顾国民强烈反对强行在国会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12月10日正式实施。该法强化了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罚力度。日本不少学者认为,《特定秘密保护法》进一步扩大了首相的权力运作空间,安倍政权会借助这一法律更加无视民意,令政府在隐匿外交和军情信息方面为所欲为,进而开启日本通往秘密国家和军事国家的道路。

原标题: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暨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闭幕

《周刊星期五》资深编辑成泽宗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定秘密保护法》非常危险,主要是因为特定秘密的范围界定不清,完全由政府任意指定。从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更多日本人应该站出来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实施,这比起将焦点集中在某个经济政策更为重要,因为《特定秘密保护法》使日本面临着再次发动战争的危险,可能使许多人无辜丧生。

11月29日,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暨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落下帷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建平,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户思社,荷兰前首相、马德里俱乐部成员维姆科克,巴西州议会全国联盟主席何塞路易斯谢弗等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277个城市或国际组织的嘉宾与会。

成泽宗男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对纳粹进行了彻底清算,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却死灰复燃,安倍等丝毫不反省侵略战争责任,这令人非常担忧。如果仔细盘点安倍再次出任首相近两年以来的各项政策,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安倍正在为发动战争做准备。

没有鲜花,没有实物布景道具,只有天河区、海珠区少年宫小朋友带来的童声合唱与舞蹈。闭幕式延续本届大会从始至终的简约风格,整个仪式也压缩了近30分钟。

数百名日本民众10日中午聚集在首相官邸前,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实施。

在国际友好城市及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户思社与罗马尼亚市镇协会主席埃米尔德拉吉西上台签署两组织间合作谅解备忘录。广州市长陈建华与尼泊尔博克拉市市长马赫什巴拉尔签署《广州市与尼泊尔博克拉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陈建华与厄瓜多尔驻穗总领事马莲娜上台签署《广州市与厄瓜多尔基多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至此,中国已与世界上的友好国家缔结了2156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寒风凛冽,想必大家比较冷,让我们通过向首相官邸表达意见来暖暖身子吧。组织者说完后,数百名民众齐声高喊反对为发动战争作准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让我们阻止安倍政权的暴行等口号。

在中外友好城市表彰活动中,奥胡斯市等81个外国城市获得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天津市等38个国内省区市和地级市获得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河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四川省、广州市获得国际友好城市特别贡献奖。
获奖城市的代表随后与各位嘉宾分享了相关经验。

无视民意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希望大家为了日本未来能够一直和平下去共同努力,来自静冈县的山田声嘶力竭地呼吁民众通过投票去保障日本的和平。山田对日本现状深感忧虑,《特定秘密保护法》使日本民主遭到破坏,安倍正在使日本回到二战之前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状态,我坚决反对战争。山田对本报记者说,为了参加今天的抗议集会,昨天晚上12时从静冈县乘坐夜行巴士,今天早上5时30分到达东京。我们坚决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在总结致辞中表示,本届大会有来自世界上56个国家的600余人出席。在一天半的时间,大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世界城市高端访谈,对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和丝绸之路与地方政府合作这两大主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就未来友城发展愿景和地方政府合作方向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大会同期还举行了第二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评奖活动,评选出5个获奖城市、10个提名城市和30个专家推荐城市,同时还通过民众、媒体和参会嘉宾票选出了3个公众嘉奖城市。所有参评项目都很好地体现了所代表城市的特色,具有一定的示范、借鉴和引领作用。

(一)国民知情权与市民运动:对多数暴政的免疫机制

据了解,2016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将在山东举行。(记者 谭铮)

尽管《特定秘密保护法》是在议会多数决通过的法律,却并不意味着它是民意表达的产物。从日本的情况看,议会多数主义存在天然的缺陷,那就是战后特殊历史下日本主权与治权分离:一方面,和平宪法赋予国民主权,在实践中依赖民众力量来排斥战前体制,保障和平主义与国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日美军事同盟框架下,议会和内阁被脱胎于战前体制母体的保守主义政治集团(以自民党为核心)所主导,这意味着治权拥有者又始终存在挑战宪法规定、加强权力的倾向。主权与治权的扭曲,决定了单纯的议会多数主义反而可能成为保守主义政治家实现其重建战前战略意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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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说,在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出现政治社会分裂,并不是日本所独有,二战后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移植多数主义政治制度过程中都出现了社会分裂,并由此引起恶性党争和政治动荡。日本之所以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例子,在于它并不是简单地放任精英在议会内的博弈,而是也依赖议会外国民的自觉努力,克服主权和治权的扭曲状态,参与到重要的政治事务中,与执政的保守政治集团平等对话,制约多数主义。追溯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安保斗争,正是主权与治权扭曲的一个极端反映,自民党的多数暴政导致的政治动荡迫使政府和国民寻求对多数的制约机制。

从安保斗争不难看出,能够在根本上制约保守主义政党手中的多数主义武器的,是一个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市民社会空间,并以此为社会保障,而在涉及宪法秩序、国民主权的问题上,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市民运动。在前者层面,为了有效地保证市民在治理问题上的发言权,政府的信息需要有基本的透明度,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渠道也需要保持畅通。在后者层面,要将大众的力量整合起来,将维护国民主权和基本权利的进步思想内化为民众的共同情感,就必须有支持进步立场的、不受保守主义政治牵制的大众传媒环境。因此,知情权和媒体报道自由在日本就不仅仅是普遍性的权利语言,而是落实宪法规定的主权者权利、护卫市民和大众政治的空间、维护政治良好运转的要件。

(二)特定秘密的信息限制:政府与市民在权力上的失衡

1985年,正值冷战时期,当时自民党曾规划过《防止关系国家秘密的间谍行为的相关法律》(略称《防止间谍法》),以针对潜在军事对抗下的间谍活动。其被普遍认为会加强政府集权,对国民主权形成压制。在市民团体和大众传媒的支持下,在野党成功使其成为废案。之后,自民党将保密相关条款散置于《日美相互防务援助等协定相关秘密保护法》、《国家公务员法》、《自卫队法》等专门法规内,国家权力适用范围也因此存在限度,没有构成一个足以威胁国民主权的全面信息管制体系。

然而,2013年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在内容上不但继承了《防止间谍法》的冷战思维,而且更接近战前体制。其内容直接指向加强对国内社会的监控和管制,直接受到打击的不是所谓的假想敌国和外部恐怖威胁,而恰恰是能够防范保守主义政府的市民运动和媒体报道。首先,法律适用范围有根本性的扩大,从专业性较强的外交、防务领域,扩大到了涉及整个社会日常治理范畴的外交、防务(也称作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外延更加模糊的特定有害活动领域,而以往法律(《国家公务员法》等)中存在的一般秘密和特别管理秘密的区分在《特定秘密保护法》体系下将被打破,一律被纳入严格限制的特定秘密范畴。其次,《特定秘密保护法》设立了适应性评价机制,对涉密人员及其家属的信息包括隐私信息进行常规的检查评估,而且不只限于国家公务员,更延伸至警察机构、政府事业外包企业,乃至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和公益机构人员。这不仅直接降低政府信息透明度、损害媒体自由,更意味着公权力可以合法渗入私人领域。最后,秘密定义范围的宽泛性和不明确性,会带来权力滥用的危险。

秘密限定的宽泛和不明确,直接导致本应制衡保守主义政府的民意表达和市民运动反过来受到政府机构的限制。日本律师联合会用反核运动做了直观说明:反核运动可以被定为强行要求国家废核的政治主张,也就可能被置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内,而且核开发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那么市民要获取任何与核设施和核开发相关的信息都可能触犯特定有害活动和恐怖主义的禁区。

2014年7月17日,日本政府又公布了秘密定义的55条细则,但仍然是定义抽象秘密范围扩大的威胁仍然存在。不仅如此,从处理特定秘密的管理机制看,政府完全主导了秘密限定、人员监控,以及对泄密者的惩罚。(1)秘密的实际指定权掌握在各官僚部门手中,内阁府对各部门缺乏强制力,各部门可以以对日本安全保障有显著影响的可能性为理由,拒绝向内阁府提供材料或解除秘密。(2)缺乏第三方监督。负责检查监督秘密的限定和解除状况,以及适应性评价机制实施状况的保障监视委员会由事务次官级官僚组成,难以保证中立性,而由法律和信息事务专家成员中法案的赞成派超过半数组成的情报保障咨询委员会形式上是第三方,但干预法案运用基准相关政策的权力有限,参与实际秘密指定的权限也没有法律承认。因此,《特定秘密保护法》实质上可以为官僚机构隐瞒信息提供合法性依据,更接近官僚制定,服务于官僚,官僚用于隐瞒信息的法案。

(三)强行表决:议会多数与民意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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